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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没有任何一方能以压倒性优势制服其他玩家的时候，唯一的出路，只有大家坐下来，共同制定一套可以被广泛接受的游戏规则。于是，‘法制’得以产生，法律至上得以尊奉。 上中学的时候，每每遇到英语介词填空，我总是自觉败下阵来。时常感慨道，语言之美，美在一头雾水。老师却提醒说，可不要轻视这些“小词儿”。她甚至还拿中文的量词做了比方，“一弯新月，一眼清泉……”，一字之功，景情尽现。对于老师的劝说，我总是不以为意，而更愿意相信诸如介词填空这样的考题，根本是考官们刁难学生的诡计。这样的想法，伴随着我的全部中学时代，对于当年老师的教诲，直到多年后才真正领悟。有时候，这语言背后的逻辑，又岂止是“失之毫厘，谬以千里”呢。 “The rule of law”（法制）和“the rule by law”（法治）两个用语，时常挂在很多人的口中笔下。四个单词，虽仅别于两个字母，却表达了截然不同的权力关系。“the rule of law”（法制）的核心乃是政府权力对法的屈从，法不仅“治”社会，也“治”政府。换而言之，“法”是所有人的游戏规则，政府大员黎民百姓，概莫能外。相反，“the rule by law”（法治）则意味着政府以法治社会，政府本身是游戏规则的提供者，而“法”只是政府手中的利器。 政治学家终其一生，都在反思着如何对权力加以驯化，因而不难想象，备受政治学家推崇的，一定是“法制”而非“法治”。你问小孩子为什么不喜欢和大哥哥一起玩，他回答说“我才不要跟他玩，因为什么都是他说了算”。多次受欺负的经验让小孩子都能明白，一旦一个玩家成了规则的制定者，那么游戏本身一定蕴藏着对其他玩家的不公。 对于“法制”与“法治”的辨别，激发了一些人的奇思妙想：把法制与威权糅在一起如何？被法驯化了的威权政体，既没有民主政体下的口水争辩，也没有专制政权下的为所欲为，它集规范与高效于一身，融国家与社会于一体。左手威权，右手法制，我们似乎很难想出，还有什么样的政治体制会比这样的组合更加完美。 做梦无罪，想象有理。可一觉醒来，回到现实，我们不得不反思的是，这“威权与法制”的美梦果能成真吗？有人说，当然可以。你看，历史上，法制的出现要领先于民主制度好几个世纪。而古希腊人也早早懂得，民主和法制虽然有联系，但不是一码事。哈耶克在回顾法制的历史时也发现，在中世纪的欧洲，法律至上就已经成了公认的准则。但另一方面，无论是中世纪欧洲国家的政治体制，还是流行的政治价值观，都和个人权利以及政治参与不搭界。更有一位西方法学教授这样断言：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相信，只有自由民主体制和市场经济才能与法制共存。 如果历史告诉我们的只有这些，我们似乎应该停止讨论，立刻投身对现实的改造。可是，历史这个万花筒，不对准阳光，我们是看不到真正美丽的。历史需要我们看个清楚。诚然，中世纪没有民主，没有公民自下而上对政府的制约，但欧洲历史上却从不缺乏对权力的制衡。欧洲国王们从没享受过中国君主享有的大一统。相反，他们卷入的是长达数百年的战火硝烟。战罢喘息，摆在眼前的，依然是周遭列国的眈眈虎视。外部的安全威胁，逼着他们必须与各种玩家分享一盘游戏。游戏桌前，天主教堂，拥有私人军队的贵族，发达、自治的城市等列坐其次。在没有任何一方能以压倒性优势制服其他玩家的时候，惟一的出路，只有大家坐下来，共同制定一套可以被广泛接受的游戏规则。于是，“法制”得以产生，法律至上得以尊奉。 历史告诉我们，欧洲的统治者从来都没有使权力屈从于法律的意愿，只不过是残酷的利刃架在他们的脖子上，逼迫他们做出妥协，给出让步。这一过程带给我们的启示是，法制是否能够存活，从根本上取决于是否有对权力有效的制约。 现代主权国家的兴起，已经彻底终结了中世纪这种混乱的局面。尽管各国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权责分割有所不同，但不同于欧洲的封建君主，现代国家已经能够作为一个整体，出现在社会的对立面。 那么，如何能做到对权力的制约呢？横向的制约——立法、司法、行政的分立，是一种机制。然而，行政权力的扩张，往往会吞没司法和立法的独立，纵向制约也因此显得尤为重要。这种纵向的制约，正是民主制度的要义。 历史是无言的沉默，却也是行动的喧嚣。探求喧嚣背后的韵律，必须捕获每个细节方能知晓。横在理解与误解之间的，有时候虽只是一个介词那么简单，可却又是怎样的万水千山呢。 (责任编辑：财法论) |